能源目标

[9]其中教师管理部分，自然含有职务升等之评审与工资薪津之调整。

1970年代公共参与的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公民通过与政府的对话，使在目前的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的公众，其意见在未来能有机会被列入考量［2］［3］。在当下，网络系统、信息技术和电脑、手机等电子类产品的普及，不断向人们展示现代传播方式的魅力。

公共参与就是为获得这种通行的正义观，提供一个可依赖的途径，是达成比较均衡和公平后果的一个良好的机制。宪法规范对人民主权原则最具有代表性的表述就是，确认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共参与以个体的不同偏好和价值认同为前提，但又不以此为转移，通过参与、对话和协商，在不同个体之间达成实现公共利益的基本共识，在追求公共利益的目标之下满足个体的不同需求。政府要保持持续性的公信力和政治权威，只有通过公共参与更好地体察民情和民意，倾听民意、汇集民意，保证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增强决策的民主性和正当性。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所倡导的、适合于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到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间接民主制+责任政府的政治体制。

对国家而言，公民参与权的实现以国家承担义务为前提，即为参与权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政治设施———包括良好的国家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公共参与的具体方法和途径。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毕竟参与公共事务的公众具有差异性，不仅智识水平有千差万别，而且在价值观念上都有可能相去甚远、南辕北辙。

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在当下，网络系统、信息技术和电脑、手机等电子类产品的普及，不断向人们展示现代传播方式的魅力。如选举制度、代议政治和政党制度等，能够为参与权的行使提供畅通的途径，使越来越多的工作、特别是重要的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配置，以及关乎国计民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都能有广泛的公共参与和公众支持，在保障公共权力行使合法性的前提下，使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政策的执行能够取得正面的社会效果。［8］郑贤君:《基本权利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在行政管理领域，行政决策中的长官意志依然有所体现，公共决策没有充分地体现民意。世界范围内的宪法实施在当下突出体现为民意政治。

使个体成为现代化意义上的人，即积极地做公民，而不是消极地是公民［12］(P．228)。公共参与是为了分配社会的政权、财富、文化等方面的资源和权力而进行的集体性活动。公共参与的宪法品质还在于它所带来的多向交流和互动的社会效果，其所体现的民主性，已然不同于古典民主的被动式、单向性特征，而是积极主动的、自觉的和理性的公民行动。也有长官意志导致的决策失误，给国家财政造成了损失。

由此，不仅可以使政策在制定过程中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也能够使政策的执行过程因获得了必要的民意支持和协助而变得更为顺利。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现代化发展和科技进步，为参与权的实现提供更为便捷的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尤其在目前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社会背景下，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着巨大差异，公共决策的风险在加大，更加需要一个有效的民主机制———即参与式民主模式，为不同的思想和立场提供交流的平台，将不同的利益诉求都吸纳到体制内来表达，促成不同利益之间的整合，最终达成公共利益的目标。公共参与的过程并非是以最终形成的集体意向来消减个体能量的过程，而是通过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和交流，突出个体的价值，实现其宪法地位和权利主体的资格，同时也是不同个体各求生存的合力之产物。

但是由于目前的公共参与及其体制还没有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运作，公共参与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比较大，使得公共参与流于形式，难以形成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

每一个体的具体差别会直接影响对公共事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识别能力和判断结果，同时导致形成共识和公意的艰难。同时，在参与过程中，尽量排除来自公共权力的误导和干扰，以及其他物质利益与金钱的诱惑。

有行为能力的公民、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社会上层、中层和下层，都可以通过行使参与权，在公共领域以自主意志为基础，针对公共事务进行参与和表达。公共参与的实践性可以使公民逐渐具备公共精神和民主的实践能力。而作为后发的法治国家，在社会公众民主素养参差不齐、缺乏参与经验的情况下，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民主进程是理性的选择。政治精英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技术性的选择和决策，由此构成民主的社会治理体制。因此，参与权的配置和实现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的力量使其同意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也不可能有任何绝对共识的存在。

公共参与的方式，是被动参与，还是主动参与。随着观念的进化，公共参与也被认为可以弥补传统精英主义积极投入的副产品———即多数民众的政治冷漠和非参与。

法学界在研究公共参与理论的同时，也开始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进行有益的尝试，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行政法学和行政管理中引入的行政听证模式，以此汇集民意，强化政府决策的民意基础和行政管理的正当性。参与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分享，通过汇集民意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以及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从而发挥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力量。

公共参与以个体的个性倾向性为基础，但要受制于公共选择的最终结果，所以它也具有对过度发展的个人自由主义进行矫正的积极效果。公共参与的制度化有助于获取民意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促成社会成员之间的充分交流。

中国的法治进程在艰难地推进，正视社会基础条件变迁的现实，公共参与应着力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努力。在宪法学语境中，公共参与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6］［美］查尔斯·蒂利:《民主》，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在宪法学视野中，公共参与是政府获取民意的宪法程序，凡影响众人者，需经众人同意［10］(P．40)。

在参与程序上，公共参与以政府相关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为前提，使具备一般常识的公民能够根据相关信息的充分披露进行思考和决断，并在此基础上发表见解和提出建设性意见。公共参与的理论与实践，也伴随着各国政治形势和社会变迁，不断地注入时代的内涵。

所以要考虑更为妥当的启蒙方式，公共参与应该成为正确的选项。在参与主体上，政府主导，专家提供专业性技术性标准，社会公众提供民情和民意，三者的有机结合是比较好的参与模式。

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也兼具社会属性，人之所以成为人主要是因为其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传统的信息资源垄断和控制已经被打破，更多的公民知晓和传播信息已经成为可能，现代化的技术支持使公共参与变得更为广泛和有效。

也为高度流动的、追逐自我利益的个体，如何能够成长为追求传统美德的社会成员，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空间。有关公共参与的制度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参与程序的设计。［2］张成福、孟庆存:重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西方国家的经验，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2)在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领域对政府施加有效影响。

其二,公共权力的运行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监督，以实现和保障基本人权。作者简介:魏健馨，法学博士，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

但要取得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效果，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细致的工作。现代社会不仅面临的是风险社会，同时也要积极回应社会成员的公共参与意识和公共参与需求急速增长的社会现实，现代科技发展也为公共参与提供了更多、更迅捷的手段和平台。

正如古语所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参与方式上，到目前为止，各国宪法实施过程中比较成熟的方式，包括听证会、全民公投和征询会等，都是值得借鉴的经验。